第九章
第二天我到醫院後，護士交給我一封信，是那女人一早送去的。她在信中說，她從網上查過了，證明我沒騙她。她向我道歉，並承認我的護理工作做很挺好，承認以往的不愉快錯都在她，希望我繼續護理她老父親，千萬別一走了之……
「不過就是些話語上的無禮，氣人是氣人，但你是護校畢業的，應該明白這種人這種事在醫院是常見的。她都書面認錯了，這種態度是誠懇的，你就原諒她吧。」
我認識的那名護士這麼勸我。
一位副院長也出現了。他說他也從網上查了玉縣護校。說如果我考慮做一名正式的護士的話，他願意向院方推薦我。
我不是那種任性的、得理不讓人的姑娘。
我又留下了。
那老人也向我認了錯。
他說：「她是我女兒，你是她出錢雇來照顧我的，你就是再有理，她就是再不對，我不是也得向著她嗎？我不向著她，反而向著你，那我成了什麼父親呢？那不成了胳膊肘朝外了嗎？所以呢姑娘，求你多擔待些哈，以後我當著她面表揚你幾句就是了嘛……」
我覺得一位老人把話說到這份兒上，應該也算是認錯了吧。
我笑笑，只說了兩個字：「謝了。」
我不計前嫌、一如既往地照顧他。
當天下班走到外邊，細雨復至。我正犯愁沒帶傘，有人從街對面撐著傘向我跑來。當對方將傘高舉到我頭頂，我才看出是姚芸。
她說她估計我沒帶傘，所以來接我一下。
馬路對面還有個撐傘者，分明是個男人。
她說那男人是她的一位朋友，為了我倆的安全送送我倆。
她和她朋友的好意使我內心一陣溫暖。
那天她穿的是女式短褲，長袖的夾克上衣，下襟可以腰間打結的那種款式。沒化妝，頭上扎了方綢帕子。我聞到了微微的酒氣，不知他倆在哪裡喝過酒了。
她朋友一直將我倆送到旅館門口，一路都沒說話。我和姚芸說了幾句話，無非是她說自己打算怎麼過春節，問我打算怎麼過春節。我說還沒想好，她說希望與我一塊兒各處玩玩，我很願意。
旅館關門了。十點半以後，老闆會從裡邊將門鎖上。我有鑰匙。老闆知道我十二點以後才下班，信任地給了我一把鑰匙。那對他也好，不必每天半夜被我的敲門聲敲醒一次。
我打開門後，姚芸也將她朋友拽進了門，這使我完全沒想到。她在門外就將鞋脫了，拎在手裡。那是一雙紅色的高跟鞋，使我看著發愣。姚芸在我臉上親了一下，悄悄說了句「晚安」，一手拎著高跟鞋，一手拉著她朋友的手，潛行者似的轉眼進了她的房間。
一切發生得極快，我不由得愣了片刻。
當我也進了自己的房間，抱起「小朋友」坐在床邊時，不禁想——姚芸如果不去找我，她是沒法兒將她那位男朋友順利地帶入旅館的。而且，她那雙紅色高跟鞋使我聯想到了我從小窗口看到的那雙紅色高跟鞋。我不能由此推斷當時窗外的女子必定是她，而那穿平底皮鞋的男子必定是她帶回旅館的男朋友。
卻不知為什麼，我竟但願那日躺在床上看到的一對男女正是她和她那位沉默寡言的男朋友。
對於她和她的男友帶傘接我，與我一塊兒回到旅館這件事究竟是出於友善還是利用，我也沒法兒下一個結論。但我寧願相信那是友善的表現。即使真的是對我的利用，我也一點兒都不生氣。相反，還覺得她對我的利用很孩子氣，因而也使我領略了她的可愛。
我可以斷定的只有一點，那就是她絕對沒我這麼幸運，絕對沒人也給她留下了十二三萬元錢。
我這麼想時，自我感覺也有幾分優越起來。
我又認為，像她那樣一個父女二人雙雙下崗的東北大姑娘，在深圳這麼老遠的地方，在註定和我一樣掙錢不容易的情況下，是絕對應該有一個男人愛護她的。是不是男友都沒什麼，是不是唯一的一個在我這兒也不成什麼問題。
我那份小小的優越感使我陷入了自我想像——我竟陶醉地想像自己是天使，有義務帶給她一份兒快活，即使是片刻的形同雨露的快活，只要有助於她抵禦厄境之擊打，似乎也是符合上帝之諭的。
而我根本不曾有過任何宗教信仰。
我很奇怪自己竟會有這種想法，也似乎分享著我所帶給她的快活——難道不是嗎？如果我沒有一把鑰匙，那麼在後半夜，她休想將一個非是住客的男子帶入進來。為了能不斷帶給她那份快樂，我願以我手中的鑰匙繼續為她服務。
第二天我仍起得較晚。
也許她已經熟悉了我的腳步聲吧，當我洗漱完了回房間時，她房間的門恰在我經過時敞開。
她站在門內說：「想跟你聊會兒。」
我愣了一下，笑著說：「好啊。」
她問：「到你那兒還是在我這兒？」
我說：「我那兒有貓，如果你不討厭貓……」
我下一句想說：「那我歡迎你到我房間。」不待我的話說完，她立刻說：「我喜歡貓，我家也養貓。」
我就只能說：「那你過來吧。」
我前腳進了房間，她後腳也進來了，沒關她那房間的門，手裡拎著塑料袋。
我問：「你就那麼敞著門？」
她說：「就住咱倆了，沒誰可防的，出出煙味兒。」
我又問：「你吸煙？」
她說：「偶爾也吸，太想家的時候。」她將塑料袋放桌上，「油條豆漿，也不知你愛不愛吃！替你捎回來的，趁熱吃吧。」
我說：「謝了，愛吃，那我先吃了啊。」
我餓了，坐在椅子上吃起來。
「小朋友」早已不怕生人，主動往她跟前湊。她在床邊款款坐下，抱「小朋友」放在膝上，一邊撫摸一邊說，她從小愛貓，至今家裡仍養著一隻老貓，都養了快十年了，得了糖尿病，失明了。說自己有時也特想家中失明的老貓，想多掙一份兒錢，為老貓治好病。說寵物醫院告訴它，治好那老貓的病起碼要準備一萬元錢。
她對貓的那份責任令我大受感動。
「你哪裡人？」
「貴州。」
「都說貴州是個窮省。」
「農村是那樣。」
「可你不像農家女兒。」
「我幸運，家在縣城。」
她朝我床頭的幾本書瞟了一眼，又問：「你喜歡看書？」
我說：「都是小說，從小養成了看閑書的毛病，改不掉了。」
「瓊瑤的？」
「不是，外國的。」
「你爸媽是知識分子吧？」
我沒料到她會這麼問，略一猶豫，順水推舟地回答：「也算吧，都是中學老師。」
「那麼，你是大學生？」
「對。」
我只有繼續說謊。
離家出走後，我已經不止一次說謊了，包括對李娟和倩倩，並且漸漸沒了羞恥感。我避諱「家庭」話題，這一話題往往迫使我不得不說謊。我對某人有好感、以善意相待是一回事，要不要說出我的身世是另一回事。我將兩件事分得很清。雖然我不認為我的身世是我的恥辱，但那是我的傷口啊！
「你為什麼也來到深圳，成了……」
「打工妹？」
「你不介意我想那麼問吧？」
「不。我到深圳是因為……我想開拓一下視野，見證一座嶄新的城市是怎麼形成的……」
我言不由衷，卻說得像真事似的。
「真羨慕你啊，我要也是一個活得像你這麼瀟洒的人多好。可我到深圳來就是為了能多掙點兒錢，人比人，氣死人啊！」
她的語氣里有幾分憂傷了。
我心裡也有幾分憂傷了。我多希望我的父母真的都是玉縣的中學老師，不是現在這種尷尬的情況啊。但命已如此，希望成為幻想了呀。我到深圳的目的像她一樣，也是受一個「錢」字的吸引啊。如果我不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人，有何面目繼續花我養父的錢呢？
我落入了自編的謊言之陷阱。幸而我在吃著，問答斷斷續續。我覺得不知說什麼好時，就只管吃著喝著，裝出以吃為主，兼顧不及的樣子。
待我吃光喝盡，「小朋友」已在她膝上睡了。
「他是我師兄……」
姚芸忽然話題一轉，使我更加無言以對。
我只有親善地笑笑，彷彿她不說我也知道。實際上我對於他與她究竟是什麼關係一點兒興趣都沒有。進言之，除了是自己的親人，我對任何他者的男女關係都無興趣。唉，親人，與我相比，她起碼還有家，還有親人。可我的家又在哪兒呢？與我完全沒有血緣關係的「市長爸爸」和神仙頂那些雖然與我有著血緣關係卻完全陌生的男女，從嚴格意義上講算是我的親人嗎？
這一點對於我已經是斯芬克斯之問了。我多少次想給出一種答案，卻又多少次被自問難住。
那一時刻，我竟對她心生出羨慕來，像因為自己有存摺而心理上比她優越那麼自然而然。
「我爺爺是廠里的老勞模，鉗工王。我師傅是我爺爺的徒弟，與我爸是師兄弟。我和他，我倆都是我師傅的愛徒。他是七代徒，我是十代徒，明白？」
姚芸娓娓道來。顯然，此時的她訴說願望很強烈。
我點點頭，做出洗耳恭聽的樣子，盡量表現得像一名使她覺得理想的傾聽者。
她說她師兄已經鉗工四級了，下崗前是廠里的技術骨幹。她才鉗工二級，技術水平也不錯，如果沒下崗，兩年後該是三級了，也有資格帶徒弟了……
「車鉗洗刨，雖然車字打頭，但實際上鉗工最令人刮目相看，因為鉗工必須同時也是技術過硬的車工，對洗床和刨床上的活兒，也要拿得起放得下。對鉗工的技術要求是最全面的，考級標準更嚴。相對的，工資也高些……」
我從沒到過工廠，對她講的事一無所知。我漸漸產生了傾聽的興趣，覺得比男女關係值得一聽，長知識了。
「可是誰又想得到呢？國門一開放，方知咱們中國工業已落後了幾十年，先進國家早就實現流水線了，機械化程度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了。結果廠子黃了，賣了，我倆都下崗了。現而今，哪兒哪兒都沒有我們的用武之地了。我沒想到他也來深圳，我倆是不久前偶然在街上碰到的，他為了多掙點兒，一直在工地干力氣活兒。為了再多掙點兒，春節決定不回去了，找了份兒臨時的保安工作。節前節後這兩個月里，保安給開雙份工資。等工地上又開始忙了，保安的工資降了，他還是要回工地去當力工的……」
她落淚了。
儘管她只是在說她的師兄，但我覺得其實也是在說她自己了。春節前沒回老家的外地人，十之八九是為了多掙點兒，再多掙點兒。
我是一個例外。
我是因為不知該回哪兒去才留在深圳的。神仙頂是被鞭子抽著我都不肯再去的地方，而且那裡哪有我的什麼家？養父春節期間不在我們玉縣那個家，所以我也不願獨守空宅，睹物思人。在貴州某山村，有養父的老父母和老哥、老姐等一大堆親人，估計日子過得絕不比神仙頂的人們強多少——然而每年春節他必定回去省親一次。他與他們的關係很親，在他那兒親情和鄉情的分量差不多是相等的。這一點與我截然相反——神仙頂對我如同夢魘。
我起身離開了椅子也坐到了床邊，一手摟住姚芸的腰，一手握住她的一隻手，將頭靠在她肩上。
我對她羨慕我的話實在不知說什麼好，只能那麼表示我的安慰，同時也對我自己予以安慰。肢體語言某時具有那種無聲勝有聲的作用，只要是情不自禁的，效果不是話語所能傳達的。
我想她領會到了我的真心實意。
她的淚滴在我手上。
我正想對她講，我的那把鑰匙也等於在她手上，她卻先開口了。
她說：「我師兄有家。」
她的話使我的話被雙唇囚住了，像剛從洞中探出頭的小兔受到了驚嚇，一下子又縮回洞中去了。
我就那麼和她親密地坐在一起，動彈不得了。
她又說：「我也有家。」
我覺得我彷彿被電子冷瞬間凍住了。
她坦率地告訴我——她師兄的妻子也下崗了，一時想不開就跳樓，人雖沒死，但腿殘了。他將妻子送回農村的娘家，由岳父母照顧；將一兒一女託付給了自己的父母。而她的丈夫曾是廠辦主任，科級幹部。他們夫妻關係一向不怎麼好，與一名女鉗工結為夫妻不是她丈夫的初心，所以他們遲遲沒要孩子。可她丈夫怎麼也沒料到，在參與決定了許多人的下崗命運後，自己也遭到了同樣命運，還背了一身罵名，有些人甚至還揚言要與他「同歸於盡」，他有一陣子嚇得整日不敢出門。廠辦主任那角色，以前迎來送往，陪酒簡直成了能力表現的一方面，他把胃喝傷了。下崗後，更是借酒澆愁澆怨，根本放不下科級幹部那點兒架子，哪裡肯主動「自謀」生路呢？總而言之，她丈夫已經徹底變成了個酒鬼……
「可話又說回來，他那號人，一無技術，二無力氣，在本省本市想找到活干難上加難。到南方來打工吧，他又怕受氣，沒勇氣。我到深圳，既是生活所迫，也是為了躲他，眼不見心不煩……我和我師兄……我心理上、身體上都有那方面的需要，他也是……我們……我們本來都不是那方面隨隨便便的人……」
她抽出了手，捂面而泣。
我仍「凍住」著，然而心沒被「凍住」，像魯迅散文所寫的那樣——「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
正因為心並沒被「凍住」，關於鑰匙原本想對她說的話，我決定不說了——一方面，我同情她；另一方面，我有自己做人的原則。
我已經記不清將她送出房間的細節了，只記住了自己最後說的一句話：「還想聊，就過來。」
第二天我起了個大早，跨過馬路在一家早點鋪吃了點兒東西後，也為她捎回了一份早點。
她沒再到我的房間來聊過。
後來有一天，她又出現在醫院門外，身邊站著她師兄，側著臉成心不看我。
我也又一次將他倆帶入了旅館。
有沒有做人原則固然重要，但是在我這兒，酌情放寬一下原則也很重要——我對自己的要求開始變得不那麼嚴了。
春節前幾天，我護理的老人出院了，我閑下來了。
在洗臉池那兒，姚芸對我說，春節期間希望和我結伴在深圳周邊玩玩。
我愉快地答應了。
三十兒晚上，旅館裡突然闖進來幾名公安人員，實行「掃黃」大排查。他們直接敲開姚芸房間的門，請她跟他們「走一趟」。
我站在自己門外目睹了那一幕。
姚芸很鎮定，也不分辯，平靜地說：「我得跟她說幾句話。」
公安們都看著我。
我忍不住說：「她有這種權利。」
於是姚芸進了我的房間。
我問公安：「我可以關一下門嗎？」
對方示意我可以之後，我將門關上了。
姚芸看著我問：「我能信賴你嗎？」
我說：「能。」
她說：「抱抱我。」
我抱住了她。
她耳語：「我枕套里有五千元現金，還有寫在信封上的地址。我不能帶著錢走，那樣錢會被沒收的。你能替我按信封上的地址寄走嗎？」
我又說：「能。」
她回她的房間收拾東西時，老闆站在門外催她先把賬結清。
她突然煩了，大聲嚷了一句：「等會兒行嗎？！」
我對老闆說：「我替她結。」
她一手拖著拉杆箱，一手抱著枕頭走出房間時，我上前一步搶先說：「枕頭給我吧！」
她笑了，若無其事地說：「正是要給你。」
我抱著她的枕頭，默默跟到旅館外，看著她上了警車。
她在警車上說：「我不會再回這裡了。我房間剩下的東西，你用得著的都歸你，用不著的由老闆任意處理。」
她房間沒剩什麼我用得著的東西。我只拿走了一個小圓鏡和幾個衣架。小圓鏡下壓著一張紙，紙上寫著幾行時間和地點，是她為我倆擬定的出行計劃。
我將那頁紙也折起來揣入兜里。
我替她結賬時，老闆說：「她的事可別影響你住這兒的心情。雖然我們和她是東北老鄉，從道理上講應該互相關照，但理是那麼個理，如果我們不檢舉，這小旅館是要被摘牌的，那我們一家老小喝西北風去？……」
老闆娘從旁插言道：「再說她也從沒對我們表示過點兒意思，也不知是缺心眼兒還是咋的，行行都得講規則嘛！」
她男人吼她：「瞎咧咧啥呢，一邊涼快去！」
我一句話沒說。又如「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我已經多少了解了一些自己以前所看不到的人間的無奈，那日我再次領教了它的虛偽和險惡。自從老闆夫婦雙方的老人和兒女也來到深圳以後，姚芸請他們全家吃了好幾頓飯啊！怎麼能說「沒表示過」呢？他們也常請姚芸共餐，彼此相處得「鄉情融融」啊！估計她怎麼也不會想到是口口聲聲親切地叫她「大妹子」的老鄉出賣了她。
從三十兒晚上起，有二十幾個房間的旅館就剩我一名住客了。旅館原本是有小餐廳的，住客多時，那也是一項經營收入。廚師和服務員都回原籍探家後，餐廳就關了。好在馬路對面有幾家小飯店，我的吃飯問題仍能解決。
老闆對我說：「現在住這兒的就你自己了，明天起對面的飯店也不開門了，你一個姑娘家到處找吃飯的地方那多難為你？莫如在我們家入伙吧，我們吃什麼你吃什麼。你是長住客人，春節這幾天對你免費。你呢，不挑剔就行。」
他的表現很誠懇。
我說春節這幾天我要四處逛逛，一日三餐不定在什麼地方吃呢，婉謝了。
我說的是實話。
但不願吃他家的飯也是隱性原因。
他家四個大人包餃子時，我出去買了些速食麵、麵包、熟食、牛奶、飲料和水果。
我拎著兩袋食品回來時，小餐廳里熱鬧了。老闆一家已吃上了年夜飯，電視的聲音開得挺大。
老闆娘請我一塊兒吃年夜飯。
我說我不餓，也困了，想早點兒睡。
關上門，我喝了一盒牛奶，吃了幾塊餅乾，到水池那兒洗洗漱漱之後就躺在床上了。實際上那時也不早了，快十點了，春晚都開始很久了。
從小餐廳那兒傳過來誰和誰說的相聲，聽不清，一陣陣的笑聲卻聽得很清——老闆全家的和電視中的。我將餐巾紙弄濕，嚴嚴實實地堵上了耳朵。想看書，卻又看不進去。
「小朋友」卧在我身邊，不一會兒就睡得四爪朝天了。因為有它的陪伴，我並沒覺得太孤獨，也不覺得沒吃餃子、不看春晚多麼地委屈自己——現在的情況是我自己的選擇，人得承擔自我選擇的後果。
不知不覺我睡著了。
我被鞭炮聲震醒過一次——老闆家也在旅館門外放起了鞭炮。黑如墨鏡的小橫窗外，不時出現一道道橘色的「火線」，那是禮花上天的「痕迹」。我完全看不到禮花在夜空綻放的絢麗，卻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雙紅色高跟鞋，像被一束光照著。
我一下子坐起來，定睛細看，並沒有。
我閉上眼睛呆坐片刻，再次緩緩躺倒，一翻身，抱著姚芸的枕頭漸漸又睡著了。
二○○三年的初一，深圳的郵局多數營業。
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按地址將姚芸的五千元錢寄了。姚芸曾告訴我在什麼地方可以租到自行車。租自行車時，一位大叔問我拿的是暫住證還是居民證。
我說是暫住證。
他說那得同時交二百元押金；而有居民證的話，只交五十元租金，將居民證押那兒就行。
幸虧我帶的錢多，否則就白去了。
我說我從沒聽說過外地人有居民證的事，問他怎麼可以獲得。
他說：「姑娘，深圳現在常住人口不少了，明擺著正朝大城市發展嘛，不實行居民證制度那還行？不過呢，得通過考試，去年才有三分之一不到的人考過去了。這城市的前景肯定好，你年紀輕輕的，要是有心成為深圳人，努力考考吧。我如果年輕，肯定也想考考。聽大叔的，我保證你成了深圳人絕不會後悔的。」
多謝那位大叔，他的話對我起到了指點迷津的作用，使我不再僅僅以打工妹的心理來感受深圳，開始以究竟要不要成為深圳人的眼光來看深圳了。
那時我從四面八方形形色色的外地人口中聽到的話多半是停產、停工、倒閉、下崗；而我在深圳看到的是四處在投產、開工、新行業興起的信息和各種各樣的招工廣告。從關里到關外，從城區到郊區，建設中的樓架目不暇接。雖是春節期間，幾處工地仍有工人在勞動。可以肯定的是，我所觀望到的所謂郊區，過不了多久也會變為新的城區……
一座發展勢頭生氣勃勃的新城市，征服了我。我覺得它像英俊少年，將來成為前途光明的有為青年無可爭議。我心為之所動，我意為之傾倒。
起初我還按照姚芸留下的路線圖騎，後來就隨心所欲，四處兜兜轉轉了。
初三下午我還自行車時，送給那位大叔整整一箱礦泉水。
他訝然：「姑娘，你這是幹什麼？我並沒為你做什麼事嘛，讓我多不好意思收哇！」
我笑著說：「收下吧收下吧，你是我的大貴人！」
我說完，向他鞠了一躬，轉身高興地跑了……
春節一過，人們從四面八方陸續回到深圳，深圳又人氣旺盛起來。我所住的小旅館也很快住滿人了，而且漲價了。這也意味著，全深圳的住宿費都提高了。
李娟說她就要回深圳了。
我問老闆如果我按原價將預定期延長到年底行不？
我學會了砍價兒。
我已經明白，砍價是人生最基本的能力，必須具備。
老闆說繼續長住當然歡迎，但按原價絕對不行，那他虧了。他也要交租金嘛，他一家老少六口要靠小旅館的承租收入生活啊！
他的話使我陷入難堪之境。
見我不說話，他又說：「這樣吧，我每月少收你一天的租金。你從六月份開始續租，七個月我少收你三百五十元，你覺得咋樣？」
在當年，對於打工妹而言，三百五十元也是不少錢。可平均一算，只不過每月少收了五十元。
有時候，砍價只不過是一種心理遊戲——小百姓之間的斤斤計較最是如此。
我說：「跟你開玩笑呢。你也不容易，別讓利給我了，按現價就行。」
「方姑娘，還是你體恤我們，那你安心長住就是，我們一定為你服務好。」
他如釋重負地笑了。
我補充道：「下次可不許再漲價了。」
他說：「一言為定。」
住的人多了，小餐廳又營業了。我很少在那兒吃飯。住客男多女少；三十五歲以上的多，三十五歲以下的少。全是農村人，地方口音重，吃飯時會使小餐廳像開會前的鄉場，吵吵嚷嚷，各地鄉音混雜。那樣一些三五為伴的男人，使我一次次聯想到我大姐夫和二姐夫，而那是不快的聯想。並且，他們都不注意吃相。我雖然習慣了許多現象，卻仍不習慣與吃相極其不雅的陌生男人同桌進餐。
洗漱也成了問題，往往是水龍頭一直開著，而急於洗漱的人排起了隊。等水池那兒安靜了，地上已是一片水跡，到處牙膏沫子，狼藉不堪。
我對老闆提過意見，希望他要管管不良的公共行為。
老闆苦笑道：「說到底，還不是因為咱這兒的公共洗漱空間太小嘛！人家不嫌咱這兒條件差，圖便宜住下來了，我們已經謝天謝地了，哪兒還有底氣管呢？」
我於是也體會到了他作為承包人的不容易。
他反過來給我提了個建議——每日在馬路對面吃過早飯晚飯後，走十幾分鐘路，就到了一個叫「清水大澡堂」的地方，在那兒痛痛快快地洗一次澡才三十元。
每天去洗一次，一個月就多了九百元的支出呀！
我可不敢那麼貴族。
我乾脆每天五點起一次，從從容容地洗漱完畢後再重新躺下，補兩個多小時的覺，七點多鐘再起來。
《深圳特區報》上登了則消息——又一輪「新居民考試」即將開始，不過與那位大叔說的不一樣，而是要求先考上公務員、事業單位、國企或大中型民企中層管理崗位後，再實行一次統一「居民素質」考試。通過後不論有沒有深圳住房，一律發放居民證。
為了取得深圳居民證，我在三個單位經歷了三次面試。最後一個單位是包裝廠，屬於中型民企。老闆姓趙，叫趙子威，中等身材，圓頭圓腦，略胖微肥，西裝革履。
他已經有了一名隨行秘書，算「大秘」，專職陪他出席各類社交場合；還要招一個文字秘書，算「二秘」。
他親自面試我——橫架一條腿，腳尖不停地晃動，開口就問：「喜歡看書嗎？」
我說：「喜歡。」
面試就這麼開始了。
「喜歡看哪類書？」
「古今中外，都有喜歡看的。」
我有些奇怪，他對我的面試為什麼從書開始？因為我看出他自己並非一個喜歡看書的人——喜歡看書的人面相上多少會有點兒書卷氣的，他臉上絲毫沒有。
他略微一愣，又問：「看過《三國》嗎？」
我隨口就答：「當然。」
其實我沒看過。
我認為全中國沒有幾個二十多歲的姑娘喜歡看《三國》的；如果有，那她的心理和性格一定特別古怪。
我擔心他接著問我看的是《三國志》還是《三國演義》。他如果那麼問，我就沒法自圓其說了。任何版本的《三國志》我都沒見過，《三國演義》我只不過強耐著性子看了幾集電視劇。
他卻這麼問了一句：「真的？」
我沒正面回答，從第一章第一回的題目開始背起，一直滾瓜爛熟地背到第十一回。
「行了，別背了。」
他橫擔著的腳著地了。
我問：「要不要我講每回的故事梗概？」
我又看出，他肯定和我一樣，只不過是從電視劇里了解了一些《三國》的內容而已。
他說：「免了。你有一吋照沒有？彩色的。」
我明白我被錄用了，暗舒一口氣，搖頭。
「去照。三天後帶照片來辦工作證。」
他好像急著要去辦什麼事，說完一起身就往外走。
我坐著沒動，叫住他，平靜地問：「不談工資了？」他也平靜地說：「先一千五吧，三個月試用期後看你表現再定，也許我還覺得你不稱職呢，好好表現吧。」
一千五也就比我當幫廚時每月多三百元。多三百元也是多啊！多點兒我就知足。何況我得儘快將工作定下來，所以就沒再說什麼。
以後，每當想起那次面試，總會覺得很可笑——我在臨江一中讀高中時，老師曾要求我們通讀「四大名著」。學習壓力那麼大，誰有時間通讀啊。再說「四大名著」雖是名著，卻並非是人人喜歡讀的小說。聰明的同學就想出了一種應付老師的辦法——背每一回的標題；顧名思義，記住了標題，也就差不多了解了基本內容。我在「貴師」的時候，有的學兄學姐考研往往也用此法備考——一部作品，背作者姓名、籍貫、生卒年份，甚至背初版是哪一年、什麼出版社出的，再瀏覽幾篇評論，果而是考題之一的話，起碼能保住一半的分。露怯的事主要發生在面試時，老師若問細節，那就吭吭哧哧答不上來了。
我用那一招順利地通過了求職面試，也算是急中生智吧。
自從離開「貴師」，我已很久沒見過一個戴眼鏡的男子了。
為我照相的照相師戴眼鏡。他三十二三歲的樣子，斯斯文文的，像梁家輝。我看過幾部梁家輝主演的電影，對那種類型的男子頗有好感。
照一張一吋快照本是簡單的事，但他將事兒搞得挺複雜，不斷調光，一會兒讓我往左側臉，一會兒讓我往右側臉；一會兒將相機固定住，一會兒又舉著湊近我的臉咔嚓咔嚓按快門，搞得我不勝其煩，對他的好印象大打折扣。
我催促他：「請快點兒，不需要你把我照得多好。」
他卻說：「你可以對自己的照片沒要求，我卻不可以對自己的水平沒要求。」
他那小小照相館從門面設計到內部裝修都挺別緻的，進門的人立刻會感到一種相當現代的藝術氣息。牆上掛著不少鑲框的肖像照，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顯然他是當作自己的作品來展示的，也證明他在攝影方面確實有兩下子。
但我不是來欣賞的，我是來照工作照的。我的耐心有限，臉上的不滿越來越掛不住了。
為了使我表現良好，他不斷地說：「別急別急，更別生氣，表情要沉靜下來，就完就完，再配合一會會兒……我之所以這麼認真，是因為你的氣質與眾不同……」
他最後那兩句話使我火了……如果一個女子不漂亮，男人才誇她氣質如何如何，這點兒常識我還是有的。
我懟他：「你到底有完沒完？」
他笑道：「大功告成，結束了。」
我付錢他寫收據時，門一開，進來了兩名公安。我立刻認出將姚芸帶走的正是他倆。他倆也認出了我，以意外的目光審視我——彷彿在問：你和他又是什麼關係？
我說：「我只不過是來照相的。」
他卻問：「兩位同志有何公幹？」
一名公安對我說：「你快走吧，我們奉命把這兒封了。」
另一名公安對他說：「有人揭發你舉辦色情攝影展，你得跟我們領導去交代清楚。」
那公安表情嚴厲，語勢冷峻，將「色情」二字說出強調的意味。
我聞言奪門而出，逃之夭夭，只得再找一家照相館將我的事辦成。一路之上，我又羞又恨——羞的是幾乎被那「色狼」的假面所蠱惑，恨的是他的偽裝伎倆挺高明。
趙子威是一位喜歡訓話的老闆。動輒將女工們集合在一起，高聲大嗓地來一通「思想教育」。我第一次聽他訓話是在早上，流水線還沒啟動。他要求女工倒背雙手，叉開腳，挺胸昂頭。而她們，是些平均年齡二十幾歲的農村小妹。我雖是她們的同齡人，甚至比她們中的幾個年齡還小，但畢竟不是農村小妹，而且還上過兩年大學，有著與她們的父母完全不同的「校長媽媽」和「市長爸爸」，自幼所見所聞便也比她們多，每覺比她們要成熟不少。她們大抵初離家門，對於遠在異地忐忑多多，普遍膽小怕事，很容易被嚇著，稍受刁難就哭鼻子。
當時的情形有點兒像教官對特種女兵的訓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姓趙，趙子龍的趙，趙子龍的子，威風的威。常山趙子龍，是我的先祖。我們這一族趙家，以趙云為榮。我當老闆，就是要將趙雲精神發揚光大，使之成為我們的企業精神！我們現在雖然是一家包裝行業的廠，但以後會多向發展。深圳是座商機不斷湧現的城市，我是一個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人，今後我要率領你們將咱們廠做大做強，實現利益最大化！所以，你們要學習趙子龍精神……」
我聽來聽去，到了也沒聽他闡述到「趙子龍精神」究竟是種什麼精神。事實是，他壓根兒就沒具體談，有可能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是一個有點兒自相矛盾的人。
比如他的口頭禪是「我當老闆的」，卻不許廠里任何人叫他「老闆」，而要一律稱他「先生」。所以，我在廠里聽得最多的話是「趙先生早」「趙先生好」「趙先生指示」「趙先生如何如何」——那時我感覺自己又不像是在一家包裝廠里，而像是在一所大學或什麼文化學術單位。
將包裝廠也辦成一所宣傳「趙雲精神」的大學校，是他一心兼顧的志向；而他的終極追求卻是利益最大化。
他還是一個十分情緒化的人。有時他情緒不穩定，究其原因又是我們常人難以理解的。
是他「大秘」——那位四川的漂亮姐告訴我，他曾因為沒打死一隻吸足了他血的蚊子而對自己十分懊惱，連呼：「失敗！失敗！以前從沒出現過這種情況。人生不進則退，不進則退！……」
還曾因為老天爺乾打雷沒下雨而大為光火，仰望著烏雲翻滾的天說：「這不是忽悠人玩兒嗎？！要是做得到，真想架起口徑一千米的大喇叭，把它罵上一天一夜！」
我問：「他又不是農民，那麼在乎下不下雨幹嗎？」
她說：「老天爺的表現不中他的意唄。他希望下場大雨涼快涼快，老天爺不是使他失望了嘛。」
我又問：「像他這種性格，怎麼也會成了老闆呢？」
她說：「命好唄。他有個哥哥，哥倆原本都是農民，他哥帶他一塊兒干過建築包工隊，掙下了二三百萬。那時『深交所』成立，他哥決定賭一把，買了大筆股票，一賭賭准了，成了闊佬，於是干起了房地產。幾年干下來，又成了房地產大亨，結果他這個弟弟眼紅了，說什麼也不願再在他哥手下只掙份兒工資了，鬧著要與他哥打官司，分資產。他哥沒轍，只得給了他一千萬。正好這家包裝廠原來的老闆要轉手，他圖省事，把廠買過來了。」
「大秘姐」說自己原本是他哥哥趙老大的辦公室主任，是弟弟向哥哥借過來幫忙的，等這邊一切穩定了，她還是要回趙老大那邊兒去的。說如果我願意，她臨走願意推薦我接替她成為「大秘」。
我說我還沒有那麼長遠的打算，目前是走一步算一步，一切看情況而定。
趙子威交給我的第一項重要任務，是命我將所謂「趙雲精神」理出個頭緒，歸納歸納，提煉提煉，概括為幾句口號。
「你已經證明你是熟讀過《三國》的了……」
我不得不打斷他，糾正道：「沒有什麼《三國》，只有《三國志》或《三國演義》……」
我怕如果不及時予以澄清，產生了什麼歧義，他會把一切過錯都推到我身上。
他板起臉說：「你當秘書的就別跟我較真了。我老闆話還沒說完你就打斷我，這叫造次，是不能被允許的。造次什麼意思你懂吧？」
我立刻擺正了自己的位置，垂下目光恭敬地回答：「我懂，請趙先生原諒。」
他緩和了語氣說：「下不為例啊！志也罷，演義也罷，內容不都是那麼回事嗎？我認為，只要你用心，是能夠完成好任務的。我不催你，但你也不要太拖拉。完成得好，轉正快。」
敢情他對自己提出的「趙雲精神」也糊里巴塗的。
以後的幾天里我就集中精力讀《三國演義》，硬著頭皮讀了一天，還是讀不進去，於是乾脆找帶子來看錄像，只看與趙雲有關的那幾集。看完後，將「趙雲精神」概括為「一大二正三不計較」。往細了說就是看形勢的格局要大——想那趙雲，當初是袁紹麾下的愛將，是袁紹借給劉備的。趙雲看出了袁紹其實志大才疏，心胸也不開闊，而劉備似乎更能成事，於是一去不回，從此跟定了劉備，無怨無悔。「二正」是能夠清醒地擺正關係——劉關張雖然都稱他為「四弟」，但他明白，自己與那三人並沒結義過，是個半路加盟的弟，從不在關係上做非分之想，是謂「一正」。自己冒死於長坂坡混戰中救了阿斗，功莫大焉，卻從不居功自傲，特低調，是謂「二正」；三不計較是指不計較任務之艱難、不計較論功之先後、不計較別人如何評價自己「背袁忠劉」的抉擇……
我一邊寫一邊在心裡嘲諷自己——他媽的這也算一項正經工作嗎？為這種事消耗腦細胞是值得的嗎？都哪兒跟哪兒啊！
不知不覺地，我已經沾染上「應用國罵」的壞習慣了。不過還沒到隨時應用的程度，但在心裡已應用多次了。我的體會是偶爾應用一下「國罵」利於減壓。有時候，壓力並非實際工作的難度造成的，而是某項工作的垃圾性造成的。為了提前轉正，為了早日拿到轉正工資；最主要的，為了早日成為深圳居民，我的工作態度既認真又投機取巧，既嚴肅又嘻哈。
我僅用了幾天時間就將任務完成了，並於當日鄭重呈送「趙先生」審閱。
他看後搓著雙手滿意地說：「好，很好，好極了。好就好在，『一大二正三不計較』概括得好，也與『以廠為家，愛廠如家』的企業文化結合得好……」
當時「大秘姐」也在場。
「袁紹當時的勢力可比劉備強大多了，但那是一時的強大，表面現象嘛。劉備有後勁，曹操最先看出來了，所以與劉備煮酒論英雄。趙雲也看出來了，所以才切斷和袁紹的關係，此後一心一意跟著劉備干。趙雲是武將，眼光居然與曹操一致，用『一大』來概括言之有理吧？……」
趙先生評議到最後，扭頭問了「大秘姐」一句。
「大秘姐」的臉倏地紅了，嗔道：「問我幹什麼？不懂！」
我不認為趙先生是借題發揮，成心拿自己向哥哥「借」來「大秘姐」的事兒敲打她。但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啊！
結果我可就被動了。
趙先生一高興，當場就同意我提前轉正了，還將他的電腦獎給了我。我聽「大秘姐」說過，他早就想換台新電腦了，那不過是一種順水人情的做法。
我抱著電腦離開趙先生辦公室後，「大秘姐」跟出來叫住了我。
在走廊拐角，她沒好氣地說：「你還真能胡編亂寫！」
我分辯道：「姐，你誤會了，我可絕對不是……」
她打斷我的話，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激頭掰臉地訓我：「你還狡辯什麼呀？你那『一大二正』就是針對我和他們兄弟倆的關係！你當我白痴不明白呀？我告訴你，需要擺正關係的是你！你以為他真少不了一位文字秘書嗎？別自作多情了。他招聘你，只不過是因為他哥那兒有文字秘書，所以他認為他也必須有。對於他，你也只不過如同老闆戴腕錶，不是為了看時間，是為了顯身份罷了！」
「那你他媽的對於他又意味著什麼呢？」
我冷冷地懟了她這麼一句。
「走著瞧！」
她愣了愣，甩下這麼一句，忍怒而去。
終於又將「國罵」實際應用了一次，我心快哉。
以後，我繼續做那項「垃圾工作」。再垃圾，我也得把它做完啊。接下來的事沒什麼壓力了，或者說，是提前轉正和獲得了一台電腦，使那項工作的垃圾性似乎變得不那麼可厭了——我找了一家列印社，將「一大二正三不計較」設計成各種標語，在廠區和辦公樓內到處貼掛。並且，印一千冊配圖說明書發給坐辦公室的和車間的女工們。這期間，來自「大秘姐」的冷諷熱嘲自不可免。我則能忍則忍，氣極了便也懟她兩句，或以眼還眼。在言行方面，我逐漸變得像李娟和倩倩了。但我為自己立下了一條原則，那就是絕不向趙先生彙報——誤會雖已產生，也正因為是誤會，我相信必有化解之時；倘我竟打她的小報告，那不就使矛盾激化了嗎？好在我不需要加班，這使我可以珍惜下班後的時間進行必要的溫習，為將暫住證換成居民證而備考。
六月中旬發榜那天，我沒什麼懸念地榜上有名。我畢竟從小學到高中一路是從重點學校學過來的，並且還有兩年大學的本錢墊底兒；大專知識水平的分類考試自然難不倒我。深圳是特區，這一點使它從立市伊始就十分重視人口素質的結構；它通過那一考試措施首先可以將各行各業的優質人才留下。
沒想到，我竟從榜上看到了「姚芸」二字，不由得一陣驚喜。不錯，千真萬確，正是那兩個字，年齡和籍貫也吻合——難道真的是她嗎？
重名的現象實在太多了。
但我多麼希望那個名字所代表的正是我所認識的姚芸啊！
雖然她從我的生活中消失得音訊全無了，連我替她寄錢這件事我都沒得到過任何反饋，但我卻每每想到她。我的打工生涯越順遂就越會想到她。而只要白天想到了她，夜裡就會夢到她，第二天早上就會幻見小窗外又有一雙紅色的高跟鞋。
我堅信她是一個好女子。
她坦誠地告訴我那麼多沒必要告訴我，也不該告訴我的事，證明她將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看得相當簡單，比我簡單多了。連我都曾預感到老闆夫婦會做什麼不利於她的事，可她卻直到被帶走那一天也沒懷疑恰是她的老鄉舉報了她，這種傻大姐式的女子本質上怎麼會是壞女子呢？如果「大秘姐」是她，那種誤會將不可能產生。即使也產生了，一解釋必然也就過去了。
「是她，肯定是她！她說過她是技校畢業的，那麼她肯定也會考過的……」
我轉身離開時，不禁在心裡說服自己是她無疑。
那是我第一次為別人的命運流淚，也第一次為別人的命運祈禱……
李娟還沒回來。
我可想她了，像盼著見到親姐姐一樣盼著她早日站在我眼前。
通信使我倆的關係更緊密了。
我通過考試的事也讓趙先生很高興，他當眾表揚我。一個單位或一個企業，通過那種考試的人越多，有居民證的員工便也越多，而那足以證明單位或企業員工的素質普遍較高，領導或老闆臉上自然光彩。
我向他提出我希望到車間去。當時管理車間的匯流排長跳槽了，這對我是一個機會，機不可失。
我的理由是，我大學兩年里學的專業是企業管理，我通過的也是同一專業的考試，希望他圓我學以致用的理想。而真實的原因是，我無論如何對他尊敬不起來。他輕撓腮幫沉吟片刻，側目問我有什麼條件？
我說沒有條件，工資可以不變，文秘的工作只要他有吩咐，我也願意兼顧。
他綳不住臉了，笑著爽快地說：「好嘛，好嘛，年輕人就應該多鍛煉自己嘛。我不成全你，豈不是我不對了？」
我就這樣成了匯流排長。
車間里共有四道流水線，每「線」左右各六人，各有各的「線長」。「匯流排長」的角色相當於車間主任，姑娘們對我的叫法卻常常是「總長」——「總長」叫起來順口。
我第一次被叫作「總長」時，著實有點找不到北，如同自己忽然不可思議地成了一位上將軍。聽慣了，如夢如幻的感覺就蕩然無存了。
線長是不脫產的，她們也必須坐在流水線旁親力親為，只是工資多一些。我這位總長是脫產的，但工作時間按職務要求得一直在車間里，抽查質量，巡視女工們的勞動表現，類似於監工；而這不能使我有良好的感覺。
四名線長內心裡都是有競爭想法的——不想當總長的線長才是好線長，整天一門心思取代總長，不但會生出歪門邪道之念，互相之間也會勾心鬥角，明合暗不合，影響團結。前任總長一走，四名線長的取代之心大暴露，都認為自己最有資格晉陞為總長。而且，各有各的擁戴者。車間里一時間拉幫結派，波詭雲譎。我好比斜刺里殺出的程咬金，或曰「黑馬」，令她們始料不及，既斷了她們的念想，也無形中成了「公敵」。當然，並沒誰敢公開與我叫板，只要我行事公正，總長的權威就不是她們可以不當一回事兒的。
我並沒禁止她們叫我總長，既然叫「總長」比叫「匯流排長」順口，又何必非要求她們改口呢？
四十八個姑娘來自幾個省份，自然而然地便以老鄉為主體形成了「姐妹幫」，而老鄉少的姑娘們，也必然會感到鄉情壓力。我尊重鄉情，但是反對「鄉黨」。為了防止「鄉黨」之產生，我將四條流水線的人員結構重新調配了一下——哪條流水線哪一個省的姑娘多，我就讓來自另一個省的線長來領導。這樣也就阻止了各線長對本省姐妹的心理控制，使鄉情局限於鄉情，而不至於演變為幫派。
我的做法引起了不滿。
我的另一種做法隨即又消除了那種不滿——我提議成立互助基金，帶頭交出了兩千元錢。四名線長不得不加入，各出二百三百不等。誰家還沒急需錢用的情況呢，這一提議獲得了一致擁護，於是兩天內集資七千餘元。我宣布由大家集體制定借用條例，四名線長共同管理，我一概不過問，不干涉。線長們感到了我對她們的信任，對我的權威也開始報以維護。
我在車間里並不閑著。
只要我看出有誰狀態不佳，動作慢了，就會替下她來，讓她休息休息。多數姑娘不會因為頭疼腦熱就請假，有的姑娘例假前反應強烈——我身為總長必須體恤她們。
兩個月後，我與姑娘們打成了一片。打成一片的好處是，她們不再視我為「監工」了，而帶來的問題是——在一塊兒玩笑開得多了，自會生出些難料的是非。
一日休息時，有個姑娘問我趙雲有沒有老婆？
這個問題顯然問得大為不敬——趙雲趙子龍，他是我廠的精神化身，是趙先生的崇拜偶像；對於他的妻子，應以夫人來說，怎麼可以用「老婆」二字呢？
我說據我所知嘛，不論《三國演義》《三國志》還是別的關於《三國》的正史，都沒有他是否正式結過婚、夫人是誰的記載。某些說評書的講到過他有夫人，但評書內容是不足為憑的呀。
「就是！我只聽說過關羽有兒子叫關平，張飛有兒子叫張苞，從沒聽說趙雲有兒子叫什麼名。」
沒想到，姑娘中還有對三國之事知道得不少的。
於是大家七言八語紛紛議論開了。
「她那麼問啥意思啊？」
「這你還不明白？如果趙子龍沒老婆，那他就沒親兒子；從根上說，趙老二這一門趙姓人家，就與人家趙子龍八竿子也搭不上，不就是硬往上貼嗎？」
「趙老二誰呀？」
「這……有些話不能重複，自己尋思！」
「噢……知道了知道了……」
「即使趙雲有兒子，即使有兩個，長大了也跟他爸似的，東殺殺西殺殺的，興許還沒來得及娶媳婦就都死了呢……」
「是啊，關羽的兒子就那麼死的，張飛的兒子也那麼死的。」
對三國之事知道得不少的姑娘冷不丁又拋出一句。
於是議論繼續。
「你們說來說去，人家趙雲當年可能是絕戶嗎？」
「她們幾個還想證明……」
「還想證明什麼？」
「還想證明趙老二……」
「打住！都不許說這個話題了。宣布一條紀律，以後休息時都不許說和『趙』這個姓有關的話題。從明天中午開始，休息的時候輪流唱歌，誰唱得好我請她吃雪糕。」
我不得不進行阻止。再不阻止，不知她們還會說出什麼放肆的話。而我身為總長，聽之任之顯然是不對的。但我理解她們為什麼會那樣。我對我的工資還算滿意，我是一個沒有家庭負擔的人，只要工作比較順心，多掙點兒少掙點兒對我不是第一位的問題。可對於那些姑娘則不然，她們的背後也就是她們農村的家，都有這樣那樣靠錢才能解決的困難。即使只不過多掙或少掙二三百元，她們也是非常在乎的。她們中，有人的年齡實際上還沒過十八歲。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誰家父母會捨得未成年的女兒跨省打工呢？而她們的工資，在深圳相比起來是不高的。她們卻不敢輕易辭職，趙先生似乎在她們中培植了耳目；誰一有嫌工資低打算辭職的表現，往往還沒等真那麼決定，就會被挑出過錯予以開除，開除告示還貼在廠門外，等於是一種向外界的公告——擺明了是存心影響她們再找工作。
我也有點兒怕趙老二那廝對我來這一套。
第二天午休時，趙老二——不，趙先生出現在車間里了，一臉難以掩飾的怒氣。
他命我站到他身旁，命姑娘們站成四列，左右各兩列。之後，他倒背著雙手，在四列姑娘間走來走去，開始訓話。
「反啦，反啦，都想造我的反啊？我給了你們工作，使你們有份工資可掙，你們非但不知感恩，還集體借題發揮，含沙射影，指桑罵槐，背後貶損我、詛咒我，當我捨不得把你們統統開除啊？開除你們對我有什麼損失？一點兒損失沒有！現在的中國，哪兒哪兒都缺錢，有錢就是爺，可哪兒哪兒都不缺人，我今天把你們開除了，三天後車間里工人又滿額了！……」
姑娘們一個個被訓得垂著頭，噤若寒蟬。
他終於走到了我跟前，雙手由背著而疊放於前了，叉開腿，瞪著我凜凜地說：「現在，我要求你將昨天背後貶損我的人一個個給我指出來。你如果不，那麼就——滾。」
我毫不猶豫地指著說：「她、她，還有她……」
他轉身輕蔑地看了看那三個姑娘，又對我說：「咱們有言在先，必要時你還得兼起文秘工作。她們貶損我，你沒及時制止，你的表現也很惡劣。給你個將功補過的機會，立刻去寫開除公告，貼到廠門外。」
我平靜地問：「什麼罪名？」
他吼了起來：「你他媽裝什麼糊塗？什麼罪名還需要我告訴你嗎？」
我平靜地說：「你他媽沖我吼什麼？不管誰向你打的小報告，你都不應該偏聽偏信。如果我這個『匯流排長』不是你任命的擺設，你起碼應該先向我了解一下情況，而不是氣勢洶洶的一來到這裡就罰站，就訓人。」
他眨巴了幾下眼睛，強詞奪理地說：「難道我當老闆的向工人講話，倒應該工人坐著，只有我一個人站著嗎？如果我和工人都站著，就成了我對工人罰站嗎？」
「當然不是那樣。正常情況下，你坐著說，工人全體站著聽，那也沒有表達不滿的必要。但是現在的情況明明不正常，你明明是來泄憤的，所以你就是變相罰她們的站，所以我不但有權替她們也有權替自己表達不滿，還有權表達抗議。」
我的語調雖然很平靜，語勢卻毫不軟弱，每一句都是辯駁的口吻——那時的我，像極了「校長媽媽」和「市長爸爸」——養父養母也經常在家裡接待上級或下級，彼此嚴肅地討論問題，爭辯對錯。我清楚地記得，有一次養父與省里來的一位伯伯爭辯得都拍起了桌子。即使養父母之間，爭辯是非、互相反駁時，每每也都言辭犀利。
我曾批評「市長爸爸」沒必要與「校長媽媽」那樣。
他卻反過來教導我：「理者，世間唯一使人平等之準繩也。我和你媽都是管人的人，我們互相爭的對錯，都是為對方好。放心，你媽明白這一點，絕不會生我的氣，我也不會生她的氣。道理越辯越明嘛！」
面對氣勢洶洶的趙子威，我不得不像養父母那樣——不同的是，我和姑娘們並不佔理，理在趙子威那邊。與其說他強詞奪理，還不如說我在強詞奪理。本已不佔理了，再不強詞一奪，我和姑娘們不就只有一到底了嗎？
「方婉之，你行，你了不起啊，當眾頂撞起我老闆來了！那麼，你回答我，我趙子威是沒茬找茬來問罪的嗎？」
為了體統和面子，趙子威既不好再沖我吼，也不得不與我辯論。理在他那一邊，他清楚這一點，分明想一直辯得我理屈詞窮為止。
但他那人，像爛牌手——一手好牌也會輸得稀里嘩啦，明明有理的事，話一多必會授人以柄。
我立刻抓住機會繼續反駁：「趙先生，何謂罪？我和她們，又何罪之有？我們有罪沒罪，你有什麼權力問罪？除了法官，任何人無權對別人問罪。而且，法官也要依據法律來定罪。離開法庭，脫下法官服，他也同樣沒那權力。你以為你當老闆的人就能代表法律了？」
趙子威又眨巴了幾下眼睛，忽然撲哧笑出了聲，冷笑道：「別跟我玩兒偷換概念這一套。你這種伎倆，很容易被我識破。我沒工夫跟你扯別的，我只問你一句——你敢說昨天中午她們沒貶損過我？」
那時我已想好了應對之策。
我緩和了語氣，平靜而又從容地說——「一大二正三不計較」，引起了姑娘們對三國之事的濃厚興趣，所以，休息時自發地討論了起來。大家最感興趣的問題是——趙子龍的夫人究竟是一位什麼樣的女性。女孩子們對這一問題感興趣，實屬正常。
我指著那三個如同大禍臨頭的姑娘說：「她、她、她——我認為她們三個應該表揚。她們具有刨根問底的求知精神，這對打工妹是彌足珍貴的良好習慣。也正由於她們三個的刨根問底，促使我下班後查閱資料，終於梳理清楚了趙子龍的婚姻狀況和是否有子孫的問題……」
我成心賣關子，說到重點處不說了。
趙子威被吊起了一聽究竟的「胃口」，也緩和了語氣，連連道：「說下去，說下去……」
我就將評書中的人物關係端了出來，盡量講得使他愛聽。
趙子威聽到後來高興了，搓著手說：「那什麼，再給你項文字任務，把你剛才講的整理成章，列印出來，過幾天發給全廠的人。首先給我一份，我要先睹為快……」
他一高興就搓手，像座山雕一要殺人就冷笑。
我看出他是真的反怒為喜了；估計關於趙子龍有沒有後人的問題也困擾過他，如果我能給出肯定有的根據，那麼他自詡是趙子龍的後代就更可以言之鑿鑿了，關於趙子龍的談資也就更加豐富了——我曾聽他的「大秘」說，他正躊躇滿志地醞釀成立什麼「趙子龍研究學會」。
他竟一時得意忘形起來，掏出手機指示他的「大秘」：「你與賣家聯繫一下，中午送幾箱冰淇淋到食堂，要最好的，車間里每人發兩支，辦公室的和勤雜人員每人一支。」
自從我因為「一大二正三不計較」與他那位「大秘」發生了無法消除的誤會，在我心目中，那四川姑娘已不再是「大秘姐」，而只是他從他哥那兒借的花瓶了。
他下達完指示，又對姑娘們說：「誤會誤會，好大的誤會！這樣的誤會以後不會發生了。」
他轉身走時，我叫住了他。
我說：「您不能就這麼一走了之，您還沒向我道歉。」
「道歉？我向你……道歉？」
他一臉的「友邦驚詫」。
我說：「你罵了我一句他媽的，所以必須向我道歉。」
「是嗎？」——他掃視著姑娘們問：「我那麼罵她了？」
姑娘們默默點頭。
「『他媽的』都快成許多中國人的口頭語了，不能算是罵人話吧？」
他狡辯。
我說：「如果你那麼認為，不道歉也行。我現在也用那三個字說你一句，咱倆就扯平了。」
他猶豫著不置可否。
我態度強硬地說：「還是道歉比較文明。您如果不，我將向市工會告你當眾辱罵員工，而那將會成為新聞的。」
他愣了愣，忽然哈哈大笑；笑罷，一本正經地說：「你呀你呀，你這個小方呀，太小心眼了吧？可以可以，她們作證，我向你鄭重道歉——對不起，請原諒。」
他不但那麼說了，還很紳士地向我鞠了一躬。
他離開車間後，姑娘們一下子將我圍住了，紛紛與我擁抱。
三個姑娘中的一個與我擁抱時哭了，懇求地說：「方姐，你可要一直當我們的總長啊！」
對於養父養母，我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我從不曾覺得自己對於別人也很重要。
那姑娘的話使我當時覺得自己似乎一下子不尋常了。
覺得自己不尋常的感覺令人陶醉。
我卻沒說什麼表態的話，只不過用「小事一樁」「別破壞情緒」之類的話安慰了她們一陣。
我暫時不會離開這個廠，因為還沒取得居民證。辦居民證是要單位出介紹信的。不論誰，若沒在一個單位工作到半年以上，什麼單位都不會開介紹信的——開了也沒用。
我決定居民證一到手就離開這個廠。
儘管姑娘們顯然地對我產生了依賴心理，但我可不想充當她們的「保護天使」。
不，也不是不想，而是根本不可能做到。
充當別人的「保護天使」也得有那種能力呀！
我清楚我完全沒有。
我自己還經常生活在難以言說的不安中呢！我又何嘗不需要一位「保護天使」啊！
趙子威是從不在食堂吃飯的，他的「大秘」沾他的光，在食堂露面的時候也少。
那日中午，他卻破例在食堂吃飯了，他「大秘」便也出現在了食堂。
而他偏偏端著托盤走到了我那一桌。他一坐下，別的姑娘紛紛端著托盤離去了。
他若無其事，高聲大嗓地繼續跟我討論趙子龍的婚姻之事。
我也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盡量做到有問必答。
我告訴他，趙雲曾有機會與一位美貌女子結為夫妻，但因對方是敵營降官的嫂子，趙雲出於「政治」影響的考慮，婉言回絕了……
他一拍桌子，高聲贊道：「我趙子威的先人，真英雄能過美人關！那是什麼精神？事事顧全大局的精神嘛！美哉趙雲！壯哉子龍！我們大家都學他這種精神，咱們這個小廠就一定能做大做強，早日上市！……」
那時食堂里一片肅靜，而「花瓶」又一次向我這一桌投過來妒恨的目光。
分到冰淇淋的人，雖然都明白是沾了女工們的光，卻並不清楚究竟因為什麼沾的光。
而我和姑娘們回車間時，她們中有人嘟囔：「上不上市與咱們有什麼關係，咱們又不會人人都有股份！」
我心想，說的也是——趙老二的利益和她們的，也包括和我的利益，根本就不是同一個層面的利益。他的利益最大化了，我們的利益反而可能最小化了呢！
是的——是「我們」，那兩天我看分明了，我和那些姑娘們不知不覺成了「一夥兒」的。
以後的幾天里，我總想觀察出來誰是潛伏在她們中的趙老二的耳目，卻怎麼也觀察不出個結果來——在我看來，她們都是同樣單純又怯懦的農家小妹。她們中沒有一個李娟那麼敢作敢為仗義俠氣的姑娘，也沒有一個倩倩那種深諳世故的姑娘，甚至連姚芸那種坦誠的也沒有。她們的單純已不同程度地受傷或被污染，她們怯懦而又都有各自為人處世的小伎倆。
我覺得，她們和「趙老二」是「配套」的，正如什麼樣的老闆開什麼車。
這也就難怪同樣需要保護的我，居然會被她們視為「保護天使」了。
我暗中觀察了幾天一無所獲，也就懶得再觀察了。愛誰誰。
哪個單位還沒有愛打小報告，以充當耳目為寵幸的人呢？幾時再起事端幾時再說唄！我又沒權在車間里搞一次互相揭發，來一次「深挖」和「清查」。有那權力我也不做那事呀！我吃飽了撐的啊？
這麼一想，我心隨之釋然，安然。